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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玉335親本能否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如何減少生產經營風險?

2019-02-13 09:47:43來源:農財網種業寶典作者:李偉文編輯:bianj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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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在種業界不僅律人,而且是規范行業的一把利刃!

      行業與時俱進,法律也在不斷地完善和細化;面對各種各樣的糾紛,背后必定是巨大的利益糾葛。我們談法理,總希望有法可依,更希望執法必嚴。

      先玉335的親本已在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可親本繁殖材料是否屬于商業秘密?它在何種情況下可能是商業秘密?如何正當、合法地取得他人的繁殖材料……問題接迥而至,在北京市開越律師事務所律師梁順偉看來,這不過是植物新品種保護案例中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例子。

      品種性狀和種子質量在界定種植糾紛性質中,作用不可或缺,種業有其特殊性,案件的發生與天氣、地域等有莫大的關系,山東貴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武合講認為,如果種子使用者和管理機構用一以貫之的準則去評判,那錯案的發生概率也隨之大幅增加。

Part1:種業真特殊,在種業中談理說法更有意思

      農財君

      在過去的一年里,讓您印象深刻的發生在種業界內的法律事件是哪一件?為什么?

      梁順偉2018年,讓我印象深刻的案件不止一件,我覺得每一件都從不同角度具有不同的意義。

      其中兩件是行政訴訟:北京華奧農科玉育種開發有限公司起訴甘肅省農業農村廳及數家基地制種公司,要求撤銷對“農大372”的生產經營許可。案經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法院認為,該公司“認為其作為審定證書的申請人而對農大372玉米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經營權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原省農牧廳對金張掖種業公司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存在侵犯華奧公司合法權益的情形。”據此,裁定駁回該公司的起訴。

      另一件行政訴訟是黑龍江省陽光種業有限公司起訴山西省品種審定委員會,要求撤銷對利合228的審定,目前,該案已經庭審結束,但尚未宣判。

      我之所以提到這兩個行政案件,是因為,對于生產經營許可證的許可以及審定品種的撤銷,《種子法》和部門規章并沒有規定第三人的訴權,但第三人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受理的行為表明,司法認為,行政機關的有關行政許可或行政確認行為,具有行政可訴性。

      在上述訴訟中,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領導均出席法庭,依法、依規向法庭出示了行政行為的具體證據。撇開上述案件的輸贏不論,但就種子企業起訴和行政主管部門依法應訴而言,就值得為他們點贊,在種業法治的道路上,企業和主管部門都不會缺席,他們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無論是主管部門還是行政相對人或利害關系人,都將以平常心對待越來越多的行政訴訟,通過司法審查,評估自己的行為是否規范,衡量自己的權益是否被侵犯。

      2018年,我代理了新疆13起藥害引起生產事故案件的再審,我代理的是一審被告,一、二審判決的依據是新疆農林牧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結論。該鑒定是在7月份進行的,鑒定的主要事項是產量和價格。一、二審法院依據鑒定結論,判決被告承擔370余萬元的損失。在申請再審過程中,我們提出,棉花的產量在10月份收獲時才能客觀、真實地表現,而收購價格,實行的是國家指導價,在11份以后才會出臺,在7月份鑒定10月以后才會發生的行為,就如同算命先生的算命。申請再審期間,在自治區高院的主持下,雙方達成調解,以一、二審判決賠償額為依據,再審申請人承擔了36.7%的賠償。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司法結局。但作為代理人,我卻沒有高興起來的理由。

      目前,特別是種業,法官的判案越來越依靠鑒定,如果鑒定人員或單位以盈利為動力,以滿足鑒定申請人的訴求為目的,將會帶來可怕的后果。

      實際上,鑒定不僅要靠科學的手段、客觀的態度,還需要一顆對客觀事實的敬畏之心。

      作為法官,在缺乏行業知識的情況下,上級部門是否應該聘請專業顧問,多聽取他們的意見,或由上級法院會同行政主管部門對法官進行行業知識培訓。對于種業的健康發展,我們既需要大量懂行業知識的律師,也需要懂行業知識的法官,同樣需要懂行業、有良心的鑒定人。

      2018年我認為司法比較有創新意義的種業民事案件是利馬格蘭歐洲和黑龍江省陽光種業有限公司、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玉米研究所之間的植物新品種權追償權糾紛案件,該案件被評為2018年甘肅省10大案件之一。在該案中,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不僅維持了原審法院判令陽光種業公司賠償3,637,500元的一審判決,還判令黑龍江陽光種業有限公司、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玉米研究所在判決生效后30日內向原審定單位提出申請,將原審定品種哈育189名稱變更為利合228,將審定公告中的育種單位由黑龍江陽光種業有限公司、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玉米研究所變更為利馬格蘭歐洲。終審法院之所以這樣判決,是因為,該院認為,根據《種子法》第二十七條第一、二款的規定,品種保護、審定、推廣只能使用同一個名稱,而品種的命名或修改是一個民事行為,需要當事人提出申請,從保護品種權人利馬格蘭歐洲順利行使品種權的角度,做出了相應判決。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發布2018年十大案件時指出,“冒用他人的玉米品種通過品種審定是一種侵權行為,作為停止侵權的方式,向原審定機構申請更改名稱糾正,是一種民事行為,法院應予處理。”

      在現實司法實踐中,“一品多名、新品裝舊酒”的情況不少,該司法實踐為規范種業此類亂象提供了一個方向,也對一些違法者敲響了警鐘。該案對育種者還有一個深刻的警示意義,即,一定要及時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讓自己不再為將來證明自己而發愁。

      武合講20151015日,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棗陽刑一初字第00307號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人劉某某犯生產、銷售偽劣種子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劉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2016119日,湖北省襄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本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審判程序違法。作出(2015)鄂襄陽中刑終字第00253號刑事裁定書,裁定:“一、撤銷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2014)鄂棗陽刑初字第00307號刑事判決;二、發回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20181213日,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0683刑初455號刑事判決書,認為劉某某銷售的菌種無標簽,涉案的夏季栽培菌種,雖經農業部微生物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武漢)出具的《鑒定意見》、《情況說明》予以證明劉某某銷售的菌種確定是香菇菌種,在常規培養料中生長正常,該香菇菌種幼蕾不適宜在高溫下生長發育。

      因該鑒定質檢人員邊某某教授經多次通知不到庭作證,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九條第()規定:“對物證的收集程序為,經勘驗、檢查、提取、扣押的物證要附有相關筆錄、清單,要經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的簽名”。

      本案中,送檢的涉案香菇菌種未經過上述程序,也未現場封存,本案的涉案物品送檢程序不合法。棗陽市種子管理局關于《農戶使用代號“18”假夏季栽培地菇菌種的鑒定結論》,是依據農業部微生物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武漢)的鑒定意見而作出的鑒定結論。同時,根據《農作物種子質量糾紛田間現場鑒定辦法》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七條的規定。此《鑒定結論》存在以下問題:

      1.參加鑒定的五名專家只有三名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五名專家不具備“從事香菇領域工作五年以上”的條件。

      2.專家鑒定組名單未征求劉某某的意見。

      3.專家鑒定組進行現場鑒定時,未通知劉某某到場。

      因此,此鑒定也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種子罪證據不足,不能成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稱的上述相關意見,本院予以采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某犯生產、銷售偽劣種子罪不能成立。判決如下:被告人劉某某犯非法經營罪,免予刑事處罰(劉某某對認定其犯非法經營罪不服,已經提起上訴)。

      本案的意義在于,區分品種性狀和種子質量,對于正確處理種子案件的重要性。

      在實踐中,種子使用者因種子質量問題或者因種子的標簽標注的內容不真實遭受損失的很少,因種子標簽標注的使用說明的內容不真實(品種適用性)遭受損失的占據絕大多數。但是,種子使用者和司法機關習慣性地以種子質量問題追究種子生產經營者法律責任,造成了大量的錯案。

      農財君

      據說先玉335的親本已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對此,您怎么看?

      梁順偉:關于先玉335,有兩則消息引起了業界關注,一是鐵嶺先鋒種子研究有限公司曾向有關行政部門、科研單位、種子企業發出數份《溝通函》,請求有關部門對于使用先玉335親本繁殖材料的雜交種撤銷審定或暫緩審定,要求有關企業、科研單位申請撤銷使用先玉335親本繁殖材料選育雜交種的植物新品種保護申請。

      該公司的一個重要依據,據說是“全國人大和農業部專家聯合解讀《種子法》第29條第1款,‘利用授權品種進行育種及其他科研活動本身不屬于侵權,但對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特別是雜交親本材料應是合理的取得,不得采取不正當手段獲取,否則可能會被以侵犯商業秘密罪提起訴訟’。(《溝通函》如是說)”。

      親本繁殖材料是否屬于商業秘密?它在何種情況下可能是商業秘密?如何正當、合法地取得他人的繁殖材料?都是一些有意思而又在行業看法比較混亂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每個國家的法律都有其自己的特色,我們不能因為有的發達國家將繁殖材料作為商業秘密保護,就認為繁殖材料在我國也應毫無例外的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實際上,繁殖材料是否是商業秘密,應當看它是否符合商業秘密的法律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三款規定,“本法所稱的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并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第三款同樣規定,“本條所稱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該條第四款規定,“本條所稱權利人,是指商業秘密的所有人和經商業秘密所有人許可的商業秘密使用人。”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商業秘密的客體表現為“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但繁殖材料是一種技術信息或經營信息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二款規定,“被控侵權物的特征、特性與授權品種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遺傳變異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應當認定被控侵權物屬于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從以上司法解釋可以看出,繁殖材料保護的客體是授權品種具有的生物學特性和生理學特征。

      結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釋,我個人認為,很難將先玉335的親本材料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

      至于繁殖材料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被作為秘密保護、其他單位怎樣才能合法正當取得其他單位或個人的繁殖材料,這不是一兩句就能說清的,以后有機會可以詳細交流。

      關于使用先玉335親本選育的雜交種是否應當暫緩審定或撤銷審定的問題,我覺得依據《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第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的規定,該暫緩或撤銷要求并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關于先玉335親本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的問題,我也是聽說過,沒見過。不過,該問題已經引起業內許多人關注,問題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先玉3352004年就已經審定,時隔14年以后,它的親本繁殖材料還能不能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二是如果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司是否應當受理?三是未來該親本繁殖材料是否會被授權。關于申請、受理和授權的關系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提出植物新品種保護申請屬于民事行為,行政主管部門的授權屬于行政確認行為,而行政主管部門的受理是行政確認行為的一個環節。關于是否應當可以申請保護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申請保護是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只要民事主體認為可以申請,就有權依法提出申請,先玉335的親本繁殖材料申請保護的行為,并無不當。關于行政主管部門是否應當受理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受理是行政主管部門的義務,對于民事主體的申請,只要形式審查合格,就應依法予以受理、審查。

      至于受理后最終是否會被授權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從初審公告到授權,還有一很長的距離,在該階段,主管部門會依據《種子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對其申請進行實質審查,實質審查的主要內容是審查申請繁殖材料是否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穩定性,是否有適當命名。

      對于先玉335的親本而言,我相信其特異性、一致性、穩定性和適當命名應該沒有問題,至于新穎性,應該是個嚴重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農業部分 2014年修訂)》第十五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銷售:……(四)以申請品種的繁殖材料簽訂生產協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育種者許可銷售:……(三)育種者的全資或者參股企業銷售……”我們都知道,先玉3352004年過審的。品種權人有償許可中國境內幾家合資公司生產經營先玉335,而上述企業制種時,有的是直接與村社簽署合同,有點是委托其他基地公司生產,但無論是直接生產還是委托其他單位生產,在其委托合同或制種合同中,其親本都是有償的,在該制種合同中,合同的雙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親本有償使用的方式,在法律屬性上屬于銷售或買賣行為。如果從這點來看,我個人認為,先玉335的親本繁殖材料顯然已經喪失法律所要求的新穎性。《實施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自品種權申請之日起至授予品種權之日前,任何人均可以對不符合《條例》第八條、第十三至第十八條以及本細則第四條規定的品種權申請,向品種保護辦公室提出異議,并提供相關證據和說明理由。未提供相關證據的,品種保護辦公室不予受理。”根據上述規定,如果有單位或個人有證據證明先玉335的親本繁殖材料不符合授權規定的,都可以向主管部門提出異議,對于有證據的異議,主管部門將依法予以受理、審查。

      不管未來先玉335的親本繁殖材料是否會被授權,我想,該申請保護的過程,對于中外種業企業都有借鑒意義:任何單位或個人要想使自己的智力成果獲得法律保護,首先應當及時依法申請、依法獲得授權。

Part2:生產種植仍是“事故多發地”

      農財君

      自《種子法》修訂頒布(2016年)以來,您經手的行業案件數量在這幾年呈現怎樣的變化?

      梁順偉:自新的《種子法》實施以來,行業案件從數量上來講,應當比過去多了許多,上升的量主要表現在生產事故方面。

      這倒不是說新的法律加重了行業經營者的負擔。實際上,新的種子法在立法上對種子生產經營者、育種者、使用者的合法權益予以了同等重視和保護,比如,在規范種子生產經營者的責任方面,《種子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種子使用者因種子質量問題或者因種子的標簽和使用說明標注的內容不真實,遭受損失的,種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種子的經營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種子生產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要求賠償。賠償額包括購種價款、可得利益損失和其他損失。屬于種子生產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責任的,出售種子的經營者賠償后,有權向種子生產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追償;屬于出售種子的經營者責任的,種子生產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賠償后,有權向出售種子的經營者追償。”

      按照上述法律規定,種子生產者、經營者承擔賠償責任的情形是法定的,即,“因種子質量問題或者因種子的標簽和使用說明標注的內容不真實”導致損失,但目前的現狀是,一些司法機關沒有堅持特殊法優于一般法的司法原則,有責任擴大化的趨勢,比如,在種子沒有質量問題或標簽、使用說明找不出問題的情況下,大多將案件定性為侵權糾紛、產品責任糾紛,以籠統的產品缺陷或適應性問題,歸責種子生產經營者,另外,一些鑒定機構,以滿足委托人為目的,喪失了鑒定機構應當秉持的中立、客觀、公正、科學原則,客觀上導致了農戶不正當索賠案件和社會不穩地事件的發生。行業內的合同和刑事案件相對而要要少的多。

      我個人認為,為了減少生產經營風險,種子生產經營者要有足夠的法律意識,應嚴格依法經營,特別是在種子質量、標簽、使用說明等問題上,更應慎之又慎。須知,自助者天助。

      農財君

      您經手的案件,在侵權類型上,例如侵犯新品種權,種植糾紛等,大概呈現出什么樣的分布?

      梁順偉:從保護植物新品種案件來講,主要農作物的案件居多,非主要農作物的案件數量少。這與主要農作物案件取證相對容易,鑒定比較規范、有序有關。

      種植糾紛基本上沒有什么規律可言,如果說真的有規律的話,一個與環境氣候變化有關,一個可能與當地的民風有關,另一個與當地省份的鑒定機構是否活躍有關。因氣候引起的種植糾紛,我們可以理解。在發生這類種植事故時,一定要以法治、公平、正義為綱,無論是鑒定機構、法律工作者,還是主管部門,或者種子生產經營者,要正確引導農戶正確認識種植事故產生的原因,自覺維護社會穩定,避免事態擴大。

      武合講:自《種子法》修訂頒布(2016年)以來,我經手的種業糾紛,呈現出由種子質量糾紛向品種推廣糾紛的變化。

Part3:政策落實不到位,何解?

      農財君

      國家政策頻出,對行業產生了更大更多的規范作用,其中的涉案人員/企業是否對行業法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能自覺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您覺得涉案人員的法律素質在這幾年間有什么變化?

      梁順偉:中國社會首先是一個人情社會,出現糾紛或事故,最先想到的大多是關系,實際上,許多時候,關系確實非常重要和非常好用。

      法治,首先是一個觀念問題,全國目前有近萬家生產經營者,有多少經營者有法律顧問?又有多少法律顧問了解和通曉行業?又有多少企業將法律知識的培訓作為常態?從我接觸的案件來看,許多都是事后,關系無法解決時,才想到律師,才想到法律武器。法律武器是最后的選項,是一個中國特色,這是一種文化,我不覺得有什么不對。法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比起種業剛放開時,法律意識、法治觀念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期待從業者在短時間內,有很高的法律素養,碰到糾紛或不公平都自覺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農財君

      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是行業發展的“硬傷”,2019年,在立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您認為將會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

      梁順偉: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是行業發展的硬傷之一,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但我并不認為目前種業知識產權還需要通過立法去加強。在我個人看來,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需要加強的地方,重點還在司法實踐和行政執法方面。目前,一些觀點認為,應當將植物新品種納入專利范疇,也有觀點希望盡快引入實質性派生品種保護制度。

      關于前者,我認為,目前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因為,對于動植物品種的生產方法,已經納入專利予以保護,對于動植物品種本身,我們國家的立法采取了與專利制度并行的獨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兩者并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我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發展較晚,通過不斷實踐、積累,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才應該是我們關注的。關于實質性派生品種保護制度,我對短期內創設該制度持悲觀態度。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種子法》并沒有創設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作為上位法,在沒有修改《種子法》的情況下,試圖通過修改《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或出臺部門規章的方式,創設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涉嫌違憲,因為,下位法不得僭越上位法,是基本的立法原則和規矩。

      種子法》是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是上位法,《種子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完成育種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授權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權。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許可,不得生產、繁殖或者銷售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不得為商業目的將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授權品種的保護范圍僅限于“生產、繁殖或者銷售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為商業目的將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上述法律不屬于授權性法規,通過修改條例的方式,創設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擴大保護范圍可能會導致違憲審查。我個人認為,在《種子法》已經創設、規定了植物新品種保護基本制度的情況下,即使對于《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進行修改,在原則上,也不應突破《種子法》創設的基本制度。

      修改《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應當將重心放在《種子法》規定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具體細化上,要在操作性上下功夫,使《種子法》創設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能夠及時、充分、有效地發揮它的權利保護功能,而不應爭取創設什么新的制度。

      農財君

      現行的種子法律以及相關制度能否做到有法可依?不足之處在哪呢?

      梁順偉:如前所述,種子法律制度在具體細節上還有許多值得精雕細琢的地方。

      比如,審定品種的撤銷或退市制度,品種撤銷或退出審定,會涉及利害關系人以及種植者的利益,但現行制度并沒有規定利害關系人的救濟措施,這導致了行政行為和民事權益保護的失衡。又比如,《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農業部分)》第三十七條規定了植物新品種公示期間的異議制度,但卻對異議的后果、救濟程序等沒有作出規定。

      再比如,審定品種需要滿足特異性、一致性、穩定性及適當命名的規定,按照該規定,審定品種幾乎滿足了授權品種的法定要求,但審定制度卻和授權制度是兩套并行的制度,增加了品種權人的負擔,浪費了行政資源,如何整合兩個制度,使之有序銜接,都是值得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立法,如同做器,精美的器物,都需要匠人的精雕細琢,而農業立法部門,正是構建我國農業行業法律體系的大國工匠。

      武合講:我認為,現行的種子法律以及相關制度能過做到有法可依。現在突出的問題是種子管理者、種子經營者、種子使用者如何依法管理、依法經營、依法維權。

Part4:都2019年了,別把法律不當回事!

      農財君

      對那些法律意識不強的種子企業人士、經銷商、種植戶等,您有什么話想對他們說?

      梁順偉:如前所說,關系很重要。但我們都知道關系不是萬能的,因此,我想對從業者說,在你想到關系的同時,一定要考慮萬一關系不行怎么辦?屆時,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法律武器,是否有合適的人選,是否已經準備了足夠的證據和法律依據,用于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

      防患于未然是我們生經營控制風險所追求的,為了能做到這一點,自覺學習法律知識、守法經營始終是我們的不二法寶,如果自己做錯了,要勇于承擔責任。

      對于種植者,我真心地想說,你并不是弱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如果生產事故真的是由種子質量或標簽、使用說明不真實造成的,你完全可以信賴法律,相信通過與種子經營者之間的溝通或司法途徑,使自己的合法權益獲得保護,如果生產事故不是種子經營者或生產者的責任,希望你能接受現實。守法、維護社會穩定,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

      武合講:正確理解和適用《種子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種子使用者以產品責任為由在原告所在地以種子生產者、其他經營者、出售種子的經營者為共同被告訴訟法院要求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不符合《種子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種子使用者求償的三種原因,和賠償額包括的三種損失,以及種子生產者、其他經營者、出售種子的經營者之間的不真正連帶責任的規定。

      農財君

      2019年,您期待行業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梁順偉:期待行業有大的變化可能是不現實的。要說期待,我希望2019年風調雨順,農民笑開顏,業者都賺錢。

      武合講2019年,我期待行業最大的變化是:種子管理者、種子經營者、種子使用者如何依法管理、依法經營、依法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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